戰後初期到「二二八」的學生抗爭

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光復」。改朝換代的變動,也呈現在學制上。制度的過度期,加上語言隔閡,使校內的教學,一時呈現青黃不接的狀態。另一方面,社會的劇烈變動,更使學生渴望接觸「戰間」受壓制的思想,如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或中國近況報導。「長官公署」的鬆弛,亦使各種「向外」的思想探索,鮮少受到干預。

從1945到1946年間,就出現過幾次以學生為主的抗爭。例如1946年,台北的法商學院、台大、師院、中學生,就因1946年東京警察與在日台人械鬥的「澀谷事件」、與華北的「沈崇事件」,於台北市內發起遊行,抗議日本與美國作為。日治時期因「抗日」被捕的學生,於獄中結成的跨校人際網絡,更在動員中起了關鍵作用。

1945年到1947年初,惡化的吏治、市場、社會秩序,導致了濃厚的民怨。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因緝私煙引發衝突,迅速拓成全島抗爭,即「二二八」事件。在此事件中,抗爭大致可分兩路:一是既有政治場域中的菁英,於全台各地組成的「處理委員會」,以準議會協商模式,要求長官公署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學生、社會青年、角頭為主幹的「非政治場域精英」,則在各城市鄉鎮進行武裝抗爭:接收警局與軍隊武器,在街庄、學校、工廠組成小規模的自衛自治組織,並破壞公家機關以示抗議。

事件中,學生扮演了重角:如台北的臺大、師院、建中;桃園的桃農;台中的中商、中師、農學院、中一中、中女中;台南市的台南工學院、南工、台女中、長榮中學;高雄市的雄中與高工…,均循校內網絡,發展出臨時的抗爭組織。而與官方的武裝交鋒,更使部份學生戰死。

戰後的「列寧式」地下黨革命

「二二八」的垂成,加上對「處委會」的血腥鎮壓,使學生間怨氣更加濃烈。而1946年,中共即派遣數名台籍與外省籍地下黨員,赴台建立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發展初期,「省工委」的拓展並不順利。但「二二八」後,強烈的民怨,加上「省工委」受益於共產國際與中共的經驗,具備較完備的組織、手段、思想方法,吸引了大批學生參與。

在編制上,「省工委」設有全島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希望仿北京、上海等地的學潮,建立全島「學生聯盟」,成為「第二條戰線」──但實際狀況並不順利,自1947-1949年,「學委會」仍侷限於台大、師院兩校。至於各地的中學、工商農師校,則分別編入各「區委」,由各地領導人擬定具體戰略。

實際上,地下時期的學生抗爭,呈現了濃厚的地方色彩。例如在台北或台南,學生熱衷於校內自治,以音樂會、歌詠隊、壁報社、讀書會…拓展成員。但在中彰投,學生卻結合流氓,展開一連串搶劫、綁架、暗殺等武裝行動,呈現較激烈的色彩。

總體來說,地下抗爭的總目標,是藉學生黨員拓展群眾,成為共軍攻台時的「內應」。同時,學生並非唯一抗爭主體,而是與工人、農人、地主、商人、及國民黨高層內應結合成「統一戰線」,以推翻國民黨政府為目標。

從「四六」到白色恐怖

1949年,地下黨遭遇挫折。首先,1949年3月20日,因警察取締「單車雙載」糾紛,引發台大、師院學生包圍北市第四分局、警察總局。另一方面,3月29日,以地下黨為主幹,動員北部學校,於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辦「三二九」晚會。會中,由法學院自治會長(亦為地下黨法學院支部書記)葉城松宣佈成立「北區學生聯盟」,並計劃於5月4日成立全島性「台灣省學生聯盟」。

此舉,引發當局警戒,認為事態宛若對岸學潮。因此,4月6日,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令軍警進入台大、師院逮捕可疑師生。由於空間差異,台大學生多逃逸,師院則多人被捕。事件後,學生未受判決、槍殺,但多名學生遭開除學籍、或展開逃亡。同時,校內管制日趨嚴格。

1949年下半,官方又發覺地下黨報《光明報》,循線逮捕台大法學院成員,進而逮捕基隆中學師生,校長鍾浩東即「基隆市委會」書記。加上高雄的工人組織曝光,頓時,全島組織動搖,於1949年自1955年間,陷入為期數年的大逮捕。

1949年戒嚴後的「白色恐怖」浪潮下,各地學生支部紛紛破獲,如蘭女、蘭農、基中、台大各學院、師院、國防醫學院、成功中學、大同中學、師大附中、北師、桃農、義民中學、建台中學、中商、中師、中工、中農、中一中、中女中、嘉農、嘉工、台南工學院、附工與夜間部、南工、長榮中學、高工、高師、雄中、花中…,均有學生被捕,且判以重刑或死刑。據統計,光台灣大學,於1949-1955年間,有兩百餘名學生被捕,三十多人槍決於刑場。

1960的些微漣漪

1955年「省工委」覆亡後,台灣的抗爭陷入相對沉寂的十年。但在1960年代,年輕一代的學子,亦在苦悶的氣氛中,摸索改革的出路。

別於前代人,這些抗爭,多以「體制內改革」為目標,且多侷限於思想學習的階段,未建立具規模的組織。同時,這一代抗爭者,幼年時多在國民黨教育下成長,在「反共」薰陶下,對隔海的中共並無好感,大多從自由主義立場,改良「名不符實」的選舉制度。

代表者,如1960年代由學生籌組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從事為非國民黨候選人輔選等活動;同時亦有部分成員與海外台獨組織聯繫。又像同年破獲的「大眾幸福黨」,也試圖以組黨與參政,彌平貧富差距,改變台灣島內的惡象。

「省工委」覆亡後,官方統治安穩,特務機構肥大,在校內、公家機關均部署了大量眼線。因此,這些尚在萌芽階段的抗爭,很快就為官方破獲,且判處刑期不等的徒刑。

(撰文=林傳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