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到1986年之間的台灣學生運動,基本上趨向於台大一枝獨秀,因為那時候全台灣只有台大能夠搞學生運動,主要是以要求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普選、言論自由、學生刊物免審稿權,發起台大學生普選運動,當時在報章、輿論上引起沸沸揚揚的討論,後來爆發了很有名的「大新事件」,當時台大大新社要強行出版刊載學校所不喜歡的言論的刊物,結果被學校停刊,學生被處分,大新社停社一年,也掀起之後的自由之愛運動。在「大新事件」之前,有學生因為積極參加抗議的關係,被學校惡意的算帳,把他二一退學。該學生在要去當兵入伍的前一天早上,於台大傅鐘開陳情說明會,並絕食抗議,即是「李文忠事件」。

因此基本上,在1986年以前,主要的運動場域還是在台大,其他學校並非沒有,但都是非常零星與個別性,不像台大這麼有完整、集中、有系統的呈現出來。台大的先驅性、完整性,還呈現在另外一個層面,也就是劉一德提出的「事件化理論」。所謂的「事件化理論」是指,在當時的情況下,正值白色恐怖時代,所以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公開辦營隊,談論國家跟政治社會的問題,此外學生意識較為被動與消極,因此在重重限制的底下,要如何影響和改變社會大眾呢?如鄧丕雲所指出的,當時台大學生劉一德提出一個講法,「我們要採取事件化策略,不停製造事件,不停引爆事件。當事件製造和引爆之後,就會引起學校的鎮壓和輿論的注意,這個時候校園裡面的學生就會因為學校的大動作和輿論的關係而注意到我們的存在,而對他們思想上產生震撼和撞擊。」所以「事件化理論」這個實踐策略,就是不停地製造衝突,製造事件,最好學校來打壓你,最好!因為學校在打壓的時候,就像「李文忠事件」一樣,藉機擴大爭執,就可以引發學生注意,產生啟蒙的效果。鄧丕雲認為它是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第一個關於實踐和戰術的策略,但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這樣一個對於策略的思考和實踐,其實在現在很多學校的學生運動還是存在著。當沒有氣力去從事學生教育與組織,最快的方式就是透過事件化的作法引起媒體與輿論的注意,引來學生關注,啟蒙校園內的群眾。

到了1986到1990年,則可稱為學生運動的萌芽期。什麼是萌芽期?就是說在1986開始之後,你會看到台灣各校學生運動開始風起雲湧,每個學校不斷出現一些地下社團與地下刊物。當時東海最有名的就是「東潮」,源自於東海的第一任校長曾約農,他在離開東海的時候寫了首詩,其中一句叫:「相期東海鯨吹浪,一為中原洗劫哀」,校長期望東海的學生能夠成為大海裡吹浪的大鯨魚,字句中對東海的同學有很深的期許,意像鮮明與豐富,因此當時他們社團取名就叫「東海吹浪之鯨社」,刊物的名稱叫做「東潮」。但校園的同學都只看刊物名稱,也不曉得這個社團,都稱之為東潮,以社刊作為社團名稱,因此後來都說東海的第一個學生運動團體叫東潮。

那東潮並不是八〇年代台灣第一個地下刊物的學生運動團體,事實上東潮在整個八零年代學生運動地下刊物的風潮中,它是比較晚出現的。例如政大有出現一個組織叫做「野火」,刊物叫做:「政大野火-給政大人的一百封信」,屬地下刊物,每一封信都針對一個主題,包括政大的黨國教育、政大作為國民黨幹部的訓練學校、政大的學風等。其他學校的地下刊物,還包括中興法商的「春雷」,北醫的「抗體」,中央的「怒濤」(就是何東洪老師在大學時的社團),成大的「西格瑪」等,這些社團和刊物的名字,都是非常強悍與爆發力的,反應出其組織作為對抗與衝突的目的性,在當時的校園內引起不少的迴響和反應。基本上這些運動都還是依照「事件化理論」的模式,因為在當時沒有能力像現在這樣擴大招生、擴大組織,雖然地下社團活動力很強,也受到很多響應與支持,事實上卻沒有辦法公開擴大招生,因為一旦被發現是某些人在搞地下社團,可能會被學校記大過退學。

每當提到這時候學生運動,經常會講一個很有名的趣聞。當時發刊物的形式,是採取所謂的「單線聯絡」。比如說,我可能跟A同學合作一起印好刊物,但我另外私下去找B發刊,B再去找C幫忙,然後A自己私下去找了D,D再去找E,多點各自發刊物。這樣一來,A不會知道我去找B,B也不會知道我去找過A,更不用說各自後面再找的一系列同學。為什麼要搞這麼複雜?因為這樣萬一被學校抓到才不會大家一起死。當時的地下刊物是這樣子在搞的。此外,當時發刊物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作法,比如說,有人去pub找外國人,請他中午時間站在學校外面門口幫忙發刊物,他完全不懂中文。所以教官扣著他的時候,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在講什麼,但又不能隨便抓外國人,學校對這事就毫無辦法。另外有聽說過,曾有人在學校的屋頂上將刊物綁好,用竹竿綁線,然後點蠟燭,算準某個下課時間線會斷掉,啪的一聲全灑下來,讓同學可以撿拾來看。像過去在東海因為有勞作制度,曾聽學長說,當時成員半夜偷偷在每個學院的椅子下塞東潮的刊物。聽說有一次,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刊物都還在,但反面空白處通通被印上國民黨的反制文宣!他們一張一張抽走、全部印好後再放回去,那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樣子玩,真是太厲害了。

至於在當時各個搞地下學生運動的人究竟是多麼令人膽戰心驚?舉一個例子。東海校長梅可望,是國民黨籍的校長,也「中知青黨部」的主委,對這種事是絕對禁止的,在一次開學典禮上嚴厲斥責東潮,說他們是叛亂團體、台獨外圍組織如何等。後來東潮不得不跳出來開說明會,根據一些流傳的說法,開說明會前一天晚上很悲壯,到底誰要站上檯面去講事情呢?因為這就等於要曝光,曝光就可能被退學。後來找兩個不怕死的,一個叫沈發惠,一個施威全,就是很有名的「東潮說明會」。當時沈發惠,也是東海人間工作坊的創社成員之一,講著講著還哭出來,可見他當時面對的壓力有多大。因此從東潮說明會的例子,可以感覺到當時搞運動是非常不容易,每個學運幹部的氣質比較「草莽」,但也是需要這種氣魄,才可能挑戰無所不在的國家機器。

除了校內運動外,有一些學生也會去參與校外的社會運動議題,當時最有名的就是「鹿港反杜邦」。除了東海因地緣關係,有人前往參與,台大也有學生跑去,組織「台大杜邦事件調查團」,將杜邦運動事件完整呈現。

解嚴之後,每個學校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這樣的情境下有人開始嘗試做一些整合,也就出現了路線上的衝突。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路線衝突:強調政治改革優先與強調走向社會(人民民主)。前面一個路線,依照現在流行的講法,就是所謂的台大路線、台大系統,強調國會全面改選、政治民主改革。另外一個路線,後來建立一個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大革會),七個月後,改組成「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強調左翼與社會主義的思考,想要組織工農漁民,從事由下而上的改變。當時這兩個路線各自自我標榜,互相批評,發生了一些零星的衝突,所以一直沒有整合成功。事實上這兩個不同團體之間的衝突,也成為後來1990年野百合三月學運隱含的伏流。

這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是1987年7月「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的成立,這個成立僅七個半月的團體,是八〇年代台灣學運史上第一個全國學運組織,也可能是八〇年代唯一有章程的校際組織。由於各校運動的紛紛而起,台灣的學運開始形成不同的傳統,也出現了所謂學運中台大與非台大系統間的紛爭,使得初期台灣學運的整合失敗以終。

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的組織發展過程

野百合學運的起因來自於第七屆總統、副總統改選,資深國民大會代表挾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以自重,演出「山中傳奇」而招致全民的憤怒開始。但這場運動其實可以從國民大會選舉前,李登輝和林洋港的「三月政爭」開始。當時的社會氛圍:「社會一片人心惶惶,股市連日長黑,鉅大的信心危機籠罩在台灣身上。…三月學運前的台灣社會正處於這種臨界於高度動員的情境中,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所有人都在吸吮著對命運不確定感的氣息。」(鄧丕雲,1993:304)

從組織面來看,雖然野百合學運開啟了台灣學運的一個新的格局,但是如前所述,在野百合學運發生之前,台灣各個學校的學運就已風起雲湧,同時各種組織間的串連、互動、衝突也早已經展開。而面對著社會大環境的變動,各個學校學運團體也都相互試探、討論可能的行動。因應著「三月政爭」和國民大會召開,台大的生就曾在 3月11日舉行記者會,3月14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並要求國民黨提出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體制、解散國民大會的民主改革時間表,並在上述目標完成後召開國是會議,最後舉行制憲會議,這幾乎和後來的野百合學運的訴求差不多。同時314行動也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使得不同路線、組織的學運團體開始尋求整合、聯合行動的可能。

也就是在這樣長期、短期的背景下,3月16日9名自行前往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才會變成「擦槍走火」,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擦槍走火」雖然是當時參與「野百合學運」的團體對於這次運動發生的歸因。但是如果不是在之前三、四年間學運團體就有行動經驗的累積,以及密集的互動,還有314行動成功經驗的影響,那麼即使是「擦槍走火」也未必能引起這麼大的浪潮。

另一方面在316靜坐發生後,由於輿論的報導,以及後續效應的擴大,廣場上學生人數開始不斷增加。這時候各個學運團體的運動經驗和相互連結也發生了一定的作用。表面上看起來三月學運集結了數千名學生在廣場上,但大部分的學生其實是流動的。而學生和學生間的連結以及校際間的連結,則主要是由在野百合學運前就有互動的學運團體在進行。這些學運社團一方面透過留下通訊錄、在校內開說明會等方式,與廣場及校內的同學進行連結,另一方面雖然不免會有許多勾心鬥角,但過去的互動經驗不論是好是壞,至少使得他們在討論時免去了許多陌生感,使得決策更容易達成。加上學生人數的急速增加和瞬息萬變的情勢又加深了這些團體共同的危機感,使得和平撤退成為最後的共識,也使得運動能夠和平落幕。

因此從組織面來看「野百合學運」,表面上是大群的流動群眾,底下是各個學運團體間的合縱連橫。而四大訴求其實在「野百合學運」發生之前的台大314行動就已經提出雛形,只是在「野百合學運」中進行修改而已。野百合學運是在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經驗和網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而不只是一群「天真純潔」的學生集結。歷史的運轉確實存在著某些偶然性,然而也只有準備的人才有可能承接擴大這個歷史的機會,即使是一個不充分的準備。

野百合學運的性質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場大規模的學運並非依靠著廣大參與者的自發性行動就能完成,它同時需要許多領導幹部的極積極自覺性。鄧丕雲對於「野百合學運」的運動性質做出了兩個定性:(一)三月學運是以學生為代表的請願運動。(二)三月學運是台灣社會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這裡讓我們注意到的是關於第一點的定性:三月學運是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三月學運是建立在整個社會對於國代濫權的強烈批判,並要求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的共識上所形成的運動。雖然三月學運是向國民黨體制抗議的運動,但它是個要求體制內領導者自我反省改良的運動,而不是激進的要求更換統治者、改變政治體制的運動。因此在和總統見面後,雖然學生並不滿意李登輝的回應,但又不得收場,這顯示了學生做為全民代表的性質與限制。

因此,三月學運是還沒展現學生自己特質的學生運動,學生也沒有表示屬於自己學生的意見,而是拾取社會既成的看法和感受。所以對廣場上的學生不能用「學生」這個概念來指稱,應該說是「具有學生身份的社會公民」(鄧丕雲,1993:294)。學生能夠成為全民的代表,在於它在現實社會中沒有特定利益糾葛的清新形象,而贏得社會的信賴,代表全民向統治者請願。由於當時社會的衝突和矛盾已經到了極為劇烈的程度,但同時現存的政治勢力卻沒有能力提出有效取得社會支持,改變現狀的訴求。因此完全不具特定利益形象的學生,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取得代表全體社會發言的資格。在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並非是以其人數或論述上的實力而取得社會的支持,而是以其形象獲得代表全體社會發言的資格。學生做為全民代表的性質,使得學生必須依照社會的氣氛,而不是自己的意志來結束靜坐活動。

參考資料:鄧丕雲,1993。《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

(撰文=李杰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