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對於臺灣學運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正面意義,但是如何延續並擴大學運實踐的成果,是接下來許多學運幹部思考討論的課題。尤其在1994年~1995年間,許多參與過野百合學運的幹部紛紛要脫離學生身份,這個問題更顯得迫切。

1992年,部分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和當時的學運團體發行了《野百合通訊》,期望透過持續的討論和交流,進行各學運團體間的資訊交流,對過去運動經驗的反省,並進而思考未來的運動路線。而當時中興法商的「紅燈左轉」、東海大學的「社工會」…等等,都展現了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嘗試延續學運實踐的努力。

學生運動具有參與、支援各種社會運動的特質,但是學運仍必須要有自己的組織、論述與戰場,早在三月學運前就有人提出「校園基地論」—「以社會實踐為方向,以校園為基地」的主張。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之後,《野百合通訊》上即對於學運實踐的新可能進行討論。而許多新進的學運幹部則對於野百合學運所代表的政治議題中心、中正廟廣場中心的實踐取向有高度的反省,並企圖創造一個新的學運實踐格局。

1994年,由北部淡江、輔大、東吳、文化發起組成的跨校組織 —「例會」,後來又加入了其他學校,並且和中區的東海、中興等校,合作參與了1997年的「菅芒花學運」、1998年的反高學費「98教春」…等行動。「98教春」後,輔大黑水溝幹部丁穩勝發表「為學生運動尋找新『核』」一文,展現了當時的學運幹部想要擺脫野百合式的政治議題中心格局,建立自主的學運實踐的企圖。而從1998年「九八教春」開始,反高學費運動就成為每年6~7 月間固定的學運議題,一直持續到2008年都還有學運團體到教育部前抗議。

除了例會以外,台大、政大、世新等校的社團也以鬆散的人際連結方式,進行對於工運、環保、原住民運動的參與。並在1998年因為抗議政大校方對於「反高學費運動」的打動壓,而在政大校內發動了有數百名學生參與的「黃絲帶遊行」。這個外界以「萌芽系統」暱稱的鬆散學生聯盟,其成員後來分散的投入各個政黨、環保、工運與原住民團體。

中部的東海大學在爭執多年的相思林事件抗爭結束後。緊接著又投入了校園內的1994年「德耀路大石頭事件」、1997年「科技大樓事件」、1999年「118停車場事件」、2000年「V大樓事件」、2003年反對臺中工業區聯外道路的「東海保衛戰」,在持續的行動中逐漸的建立起屬於自己校園的實踐傳統。

2001年台灣大學的「舟山路事件」,2002年高醫的「94巷淨空」,則是臺灣各校除了東海大學以外,少數以空間議題為主軸的校園運動。

中興大學的黑森林工作室,從1990年成立後,就持續投入校園內外各項議題,在2000年之後,和東海等數所學校組成了「新社會學生鬥陣」、「民主學生聯盟」等跨校組織,並合作編輯了「1998年統聯客運罷工事件調查報告書」,參與了2001年後的「南投酒廠工作隊」、「臺中客運罷工事件」。

1999年九二一地震,2000年政黨輪替,為臺灣的社會與政治帶來劇烈的衝擊。在九二一地震發生後,以中部為主的許多學運團體參與了災後重建工作,而「反戰」、「反軍購」、「成大MP3事件」也成為當時新出現的學運議題。BBS、Blog等網路工具的使用,也成為學運實踐的一部份。

在野百合學運時不存在學運團體的花東地區,在1998年有慈濟醫學院學生,在校園內靜坐抗議「慈濟人文課必修」。而在2001年,花蓮縣壽豐鄉的精鐘商專(現在改名「臺灣觀光學院」)因為校方發生嚴重的財務舞弊和壓榨師生事件,引發學生在校園內靜坐罷課抗議。

南部的學運團體除了2001年高醫的高醫青年社、成大經緯社,串連跨校性組織「民學聯」聲援成大學生MP3事件與反IFPI行動外,在2002年台灣各校醫學系學生,紛紛興起「醫學人文教改運動該有學生參與」的呼聲,與「社團課程化」的行動。高醫的「阿米巴人文工作隊」以及「南風工作隊」,以紀錄片放映、舉辦晚會、醫學人文營…等方式,在校內進行本土文化的青年紮根。另外因為1998年社團辦公室重整,高醫青年、女研社、阿米巴詩社、思潮社、環社等五社團被編到同一個社團辦公室,在長期共用空間以及合作行動之後,以「五塊」之名對外共同宣傳,名稱不脛而走。

就組織層面來看,2004年以後,雖然還有中區、政大種子、師大人文…等團體在活動,但是1990年參與野百合學運時的學運團體,此時只剩下台大大新、大論、輔大黑水溝、東海人間/台研而已。90年代中期參與組成「例會」的各校學運團體,也幾乎消失殆盡。野百合學運時以各校學運社團和校園組織為基礎的學運組織模式,開始面對到嚴重的考驗。

而2004年「孤挺花學運」,當時北部的學運團體曾企圖介入廣場上的靜坐行動,但是因為和群眾的意見相左而黯然離開。這個事件再次展現了在1997年「菅芒花學運」時就曾經面對過的,在現實上創造嶄新的學運實踐格局的艱難。

(撰文=李杰穎)